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原题
特别时期
一个德国人的中国之旅
～1～
市里的图书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馆藏的旧书拿出来折价卖掉。几年前，我到那里去买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归》（China Returns），是德国人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写的。该书写于1971年。当是时，他跟中国已经有了长达40年的交情。
早在1929年，他作为一个学生就到过中国了。之后，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在二战期间，他在上海居住了将近五年，教书并且做《二十世纪》杂志的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8年又到过中国。1969年想到中国去看稀奇，申请了签证，却被友好地拒绝了。
后来，还是得力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说情，由周恩来总理特批，才于1971年初，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了到中国的签证。他是一个幸运者，按照他的表白，那时到中国犹如登月一样难得，登月的宇航员寥寥如到中国去的西方游客。
梅纳特拿到的这个签证有些空前的意义。他是文革开始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西方人。Klaus Mehnert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国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外国游客。之后三年间，中国对世界关上了大门。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文革是1969年结束的，因为在1969年，文革的大乱基本过去，大治局面初现端倪。学校复课了，红卫兵到了农村，工厂农村都走上了生产正轨。梅纳特在这个时候拿到签证，表面上有西哈努克开后门的因素，其实，跟决策圈的考虑有关。就在梅纳特到中国之后一个月，尼克松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的历史性访问。梅纳特到中国的访问旅游得到了官方的特别优待，他可以到14个省份去访问。后来，他的足迹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西安、广州这些大城市，也到了延安和大寨这些小地方，还拜谒了黄帝陵。按照梅纳特的理解，在1970－1971年间，中国高层肯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让中国的门对外开放一点，让西方世界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而梅纳特恰巧是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的受益者，成为了第一个挤进中国大门的西方游客。因此，1978年后的全面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历史的逻辑，一个承先启后之链中的一环，而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从梅纳特到尼克松，正是1978后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和铺垫。他是德国人，出生在莫斯科。在苏联生活过多年，对苏联的社会制度不仅非常熟悉，而且还有些同情。也许正因为如此，1936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命令三家德国报纸停止刊载他的报道，他只好离开苏联，借道中国，到美国去。在美国，他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和夏威夷任教多年。所以，梅纳特对世界三强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有实在的接触和认识，因此，他可以对三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作出有意义的比较和判断。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报告，即客观的观察。第二部分是评价，即主观的评论和比较。第三部分是背景。就文革以及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事件做一般的介绍。第四部分是文件。搜集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文革中的一些文章。显然，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才是打上作者印记的东西，是他的所看所听所想。到了1971年的中国，最让梅纳特吃惊的是，但凡所到之处，除了北京和上海，他成了中国唯一的外国人。在南京动物园，他比园中的动物更吸引人的眼球，人们纷纷把目光从狮子、老虎和大象的身上移到他的身上。即使到了繁华的南京路，他的周围也围满了好奇的人们。有的小孩站到他的前面去，以便有个好的角度欣赏一个西方人。而有的小孩却害怕了，躲到了母亲的背后。到上海，他去逛商店，看到橱窗里一双展示的鞋很漂亮，就要求买一双。同行的翻译却劝他到友谊商店去买，说那里是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他坚持就在那家商店买那种式样的鞋。被应允后，他拿了鞋，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试。正在唯一的座位上试鞋的中国人明白了之后，马上就站起来，让他坐下去。他的旁边立刻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这让他想起了1957年，即使在那个时候，外国人也比现在多。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苏联专家。到了上海，阴差阳错，他住进了1941年他住的同一个旅馆。旅馆很大，餐厅在第八层楼上。在他住的那一层，有50个房间之多，却只有他及其两个翻译还有其他十来个客人。客人中有一个希腊水手，他在上海得了急病，只好住下来医治，痊愈之后，就等着他的船回来接他。为了打发光阴，他带着相机到外面拍照，马上就被人围住，把他的相机抢过去，再把里面的胶卷拉出来曝了光。之后，又把他带到派出所。在那里被盘问了两个小时，他才被放了出来。他一看到梅纳特，就抱怨在这里时光难熬。他不无遗憾地说：“有很多姑娘，但却没有……”水手走遍天涯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在这片净土上却遭到了彻底的根绝。梅纳特感叹道，一个西方人在中国要消失根本不可能，只要走到街上，就有几百双几千双眼睛跟随着你。当时的北京，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只有不到五个国家的通讯社有常驻代表。外文报刊在旅馆里非常罕见，在他居住的北京饭店，只有《北京观察》以及阿尔巴尼亚的一本官方杂志。梅纳特幽默地说道，在中国，除了他的同胞马克思和恩格斯，再加上列宁斯大林，另一个最常常被提起的外国人名字就是诺尔曼·白求恩。让梅纳特倍感兴趣却又十分费解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人的分配制度。他们为什么工作？他们工作的热情从何而来？物质刺激为什么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他到大寨去访问，由孙立英和郭凤莲接待。孙是大寨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郭凤莲也是副主任，还是共青团支书和民兵连指导员。在那里，他呆了足足一天。听了孙对大寨历史的介绍，参观了大寨的地标虎头山，还参观了大寨民居－窑洞。然后，就是跟大寨人讨论他们的分配制度。郭凤莲
大寨人都居住在窑洞里，每家一孔，不宽，却也都有住的。窑洞外有独立的厨房。猪羊等等牲畜都是公家的，家里就养鸡。让人吃惊的是，大寨人没有自留地，而且，早在1963年就废除了自留地。在大寨的带头下，大寨所在的昔阳县都没有自留地。梅纳特问：“为什么没有自留地？”回答是：“大家都忙于集体的事，所以没有时间再种自留地。”大寨有三个商店。一个是卖衣服的，一个是买食品和用品的，另一个是卖书和文具的。另外，还有一家医院。有趣的是，梅纳特问到了计划生育。回答是肯定的。计划生育已经在大寨实行，人工流产是合法的，而且也免费。梅纳特又问：“据你们了解，有妇女利用这些设施和服务吗？”回答也是肯定的。不仅有，而且很多妇女都这样做了。原来，早到1971年，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计划生育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他在50年代末批判过马寅初，却也在后来推行了计划生育，而且还是文革时期。吃中午饭的时候，饭桌上的菜肴都取材于大寨。没有酒。简朴却也实在。饭间，梅纳特问了他最感兴趣的问题，这就是报酬问题。男劳力一天赚10个工分，未婚女性得7分，已婚女性因为要照顾家庭，所以只得6.5分，比如孙郭两个女士。也有例外，陈永贵得11分。另一个号称铁肩膀同志的得10分半，因为他干活实在太出色了。梅纳特为女性抱不平，说：“我的国家为了女人可以获得跟男人同样的报酬，奋斗了100多年。你们不觉得你们得的太少了吗？”两个并不以为然，解释道：“结婚的女性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难道集体应该给私活提供报酬？”梅纳特没有问：“那么，未婚女性呢？”但他在心里想，她们肯定会说：“女人付出的精力没有男人的多。”大寨一年一度会举行一次大会，对每一个人的工分重新审核，如果需要，就作出调整。重新确定未来一年每天所得工分，采用的自报公议的方式。自己提出，自己该得多少，然后群众进行评议，最后确定所得工分。让这个德国人不解的是，评定工分的标准之一有政治态度一项。他提出异议，其他都有客观标准，唯独政治态度如何确定。人家告诉他，政治态度也有标准，比如学习毛著的时间多少、个人品行、劳动积极性、劳动质量等等。全国的农民那时候都实行工分制，但是，此地的一分跟彼地的一分价值是不同的。大寨的一分价值甚高，一角五分钱。所以，一个强劳力一年下来，就可以拿到400多元。跟工厂里的三级工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寨的农民都很富裕，可以把余钱存到银行去。孙立英说她家有750元存款，郭凤莲家则有400元。梅纳特问郭凤莲：“那400元是你和你丈夫共同的吗？”郭凤莲哈哈笑道：“不，我告诉我丈夫，我同意毛主席说的：每个人必须独立自主。”让梅纳特惊奇的是，他问两个女士，把钱存在银行有利息吗？多少？两个女士都回答有利息，却不知道是多少。看来，大寨人对金钱不是太敏感。当梅纳特循循善诱地问道：“八年了，大寨发展了，经济增长了，但你们的报酬却没有增长。你不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一个问题吗？”孙郭回答道：“如果大寨繁荣了，我们比以前生产更多了，大家都会因此得到好处，大寨就是一个比以前更好的村庄。而且，我们并不是只为金钱而工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不理解了，急忙问：“为什么而工作？”两个答道：“工作是为毛主席增光，为社会主义祖国增光。”梅纳特所到之处，“为毛主席增光，为社会主义祖国增光。”成了他听得最多的感言。中国人的劳动动机和激励因素简直独一无二，似乎跟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包括苏联的人都不一样。到了北京近郊黄土山公社，他再问了分配问题，其中的政治态度指标仍旧让他费解。到了杭州一家丝绸厂，梅纳特再一次就生产和分配问题跟厂里的人交流。厂里的人得意地告诉他：“他们的产量比文革前增长了50％。”他问：“那就意味着你们的收入也应该增长50％。”厂方的人马上纠正道：“产量是增长了50％，但是产值只增加了17％。”因为，文革前，我们的卖价太便宜。梅纳特以德国人的认真跟对方计算起来：“1970年，你们卖了4百50万丈，产值是9百万人民币。1965年，你的产值应该少17％，那相当于7百70万元人民币，同时，产量应该少50％，那就是3百万丈。1965年，每丈可以赚2.5元，现在，每丈则只能赚2元。你们增加了产量，降低了价格。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厂里的人告诉他：“我们的单价是低了，但是，总产值却增加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改良机器，扩大工厂。”梅纳特忙说：“那只是对工厂好，那么，对工人们，有什么好呢？”接着，他又补充道：“从1965年以来，他们增加了工资了吗？”对方摇了摇头。梅纳特又问：“那么，在住房和其他福利方面，有什么改善吗？”回答也是否定的。厂里的人解释道：“如果我们需要建新的宿舍楼，我们就给市革委打报告，由他们来作出决定。”梅纳特说：“他们的决定跟你们的产量有关系吗？”回答是：“没有。这就是我们在文革中学到的东西。人不是为自己工作，工作是为为毛主席增光，为社会主义祖国增光。我们在政治态度上的这一转变是毛泽东思想战胜大叛徒刘少奇的一个巨大胜利。”一路上，梅纳特一再听到对刘少奇的指控，却一直没有追问。这次，他没有放过。他问，文革前，具体到你们工厂，刘少奇的那一套究竟是怎样的。厂方的人回答是，刘少奇及其这个厂里的代理人，推行物质奖励、奖金挂帅这一套。做得多，就会额外得到报酬。这样，个人私心和物质利益就被当成了努力工作的动力。梅纳特问，奖金有多少？答，6元。梅纳特极为吃惊，就这点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厂方的人就耐心解释道：关键是这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方式破坏了工人的团结，跟平等的原则是对立的。而且，这种方式也可能会助长投机取巧，导致质量下降。有的人为了提高工作量，可能会采用欺诈手段，结果他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奖励。这种方式使得工人只关心报酬，一门心事想的就是钱。6元钱并不多，但是，这6元钱却代表着一种错误方向。梅纳特又问：“抛弃了这种奖金制度，是不是就好了？”回答是：“当然好了。工人之间比以前团结了。我们不再讨论工资，而是讨论如何节约能源，如何提高工作量，如何向国家贡献更多。以前，如果某人有一种好的方法，都会躲躲藏藏，以便自己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从而领情奖金。现在，如果某人有了一种好的方法，他会马上把那种方法贡献给集体，因为他保守秘密，也得不到什么个人利益。”梅纳特不太相信，让对方进一步说明。于是一个女师傅就回答：“几年前，厂里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了一种织布机。但发现这种机器只能织出较窄的布。大家也不关心如何改进，因为大家只关心如何去拿奖金。后来，取消奖金制度，大家狠斗私字，组织了一个小组来研究对这种机器的技术改造。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可以用这种机器织出宽布了。”从西方世界而来，梅纳特无论如何理解不了这种分配制度，觉得这种分配制度跟人的本性相对立。他说：“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人类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为了理想一辈子无私奉献。整个人类可以在短时期内无私奉献。但是，你们真相信七亿人们可以永远都这样无私奉献吗？”回答是肯定的。梅纳特只好说：“那等到1990年，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吧。”梅纳特发现，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英雄崇拜无所不在。毛主席以及他的红宝书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到西湖去旅游，发现到那里旅游的学生坐在草坪上，围成一圈，在学习语录。到外文书店去，书架上的书几乎都是各种语言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每天广播里频繁播放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他在上海时，每天就是被“东方红”的乐曲声唤醒的。从窗户看出去，他每天都会看到邻近银行的职工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出操，朗诵语录。街上不时会有锻炼的队伍或者下乡的队伍，队伍的前面总是有人必恭必敬地抬着毛主席的像。梅纳特跟两个翻译一直坐火车旅行，为了打发枯燥的时光，他们共同发明了一种游戏。梅纳特读《北京观察》，每当看到文章中的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就问两个翻译那条语录出现的场合和时间。通常，两个翻译马上就找到了答案。有的时候，两人把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翻了个遍，也找不到答案。这时，其中一个编辑就占了便宜，他随身带了《毛泽东选集》，而且有中文版和英文本。这样的游戏玩了一次又一次，两个翻译只输了一次。那时是个精神变物质的年代。精神变物质、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这些概念对于一个来自哲学民族的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而且，梅纳特跟黑格尔是校友，他上的高中也是黑格尔当年上的高中。对于黑格尔，两个翻译以及延安当地的向导也很熟悉。于是，他们就对对立统一规律展开了讨论。梅纳特说，既然马克思把辩证法跟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他的一些追随者宣称，当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消失了，于是两者的对立即矛盾也消失了。一个向导立刻辩解道：“马克思只预见了无产阶级的胜利，但是，他不能预见阶级的对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仍旧存在。苏联应该知道，但是，他们不懂。所以，毛主席非常英明，他认为阶级对立仍旧存在。矛盾的思想斗争的思想成为了他的理论基石。你去读读毛主席1957年写的矛盾论吧。”偏偏梅纳特对矛盾论非常熟悉，因为矛盾论发表的时候，他在中国，那时到处在讨论矛盾论。他想考察那个向导对矛盾论的熟悉程度，就说：“对立有两种，两种是不同的。”他的一个翻译马上接道：“一种是对抗性的，另一种是非对抗性的。”向导也接道：“一种是敌我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苏联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性的矛盾消失了。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对抗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旧存在，所以必须继续革命。苏联人认为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全民党，全民国家。其实，矛盾总是存在的，不然就没有了运动和生命。”梅纳特一次问了一个人，毛主席著作中，他最喜欢哪一篇。那个人回答，他总是带着问题去请教毛主席的教导。所以根据场合和时间的不同，他就会请教不同的毛主席语录。不过，他最喜欢的是《愚公移山》。大家都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红宝书。梅纳特在周恩来为西哈努克举办的宴会上，曾经见过跳高运动员倪志钦。倪志钦就说他打破2.29米的世界记录，都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当国外的人笑话中国人对红宝书的迷信的时候，中国人却虔诚地认为，毛主席语录真能为他们带来奇迹。梅纳特还去参观了五七干校。这个五七干校在北京郊区，归属于东城区，有1255人。学员有东城区各部门的干部，也有教师。有点需要说明，现在一说到五七干校，好像到那里去的学员都是去劳改似的。跟想像的相反，这个学校的学员并非是政治上倒霉了，才到这里来的。在毛主席发表了五七指示两天后，第一个五七干校在黑龙江出现了。五七干校的目标是让省里的干部接触体力劳动，以便跟群众保持密切联系。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干部有必要参加体力劳动的讲话。同时，报纸上也发表了黑龙江那所五七干校的经验总结。当天的社论号召机关里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年轻干部，除了老弱病残，都到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干部不做官当老爷，去掉官僚作风。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开始，大家住在村庄里，后来，他们得了一块沙地，开始建房打井。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开始收成了，接着，又在1970年连续第二年获得丰收之后，他们实现了蔬菜、粮食和肉食品的自给自足，还办起了生产塑料桶的工厂。梅纳特问了好些成员，有的从建校时就来了，他们好像已经不把到这里的劳动当成一门课程，而是当成了一个职业的开始。他问了很多他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有人在这里结婚吗？回答是肯定的，有的夫妻的确就是在这里认识相爱的。他又问，大家的衣服统一送到洗衣房去洗吗？对方摇头，说，我们当然可以建一个洗衣房，但是，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来劳动的，自己洗衣服也是一项劳动。就像做饭一样，大家轮流下厨房。在听介绍的时候，他得知，干校有几个目标。第一个是发扬革命意识，第二个是增加对劳动人民的了解。第三是让干部获得更大进步。梅纳特对这些目标不是很了然，到了最后，憋不住再问，终于得到了一个实证。干校的人告诉他，一个1934年入党的干部，一直对毛主席很忠诚。1949年，进入北京后，成了一个高官。他开始脱离群众，就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让修正主义的毒液进入了他的血液。他遭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了五七干校。在这里，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他已经蜕化变质成了资本家和地主，就要变成人民的敌人。通过五七干校的劳动，他改正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梅纳特还去参观了工厂办的721工人大学。这种大学是一种新型大学，报纸上早就对这类大学进行了介绍，所以，梅纳特对721工人大学充满了好奇。重返中国，参观这个大学成了他的一个向往。他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面是各种参观项目的要求。到上海的时候，他参观工人大学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中方让他到上海第一机床厂参观那里的工人大学。这个大学在1968年声名鹊起，毛主席对这种办学方向充满了赞赏，特别发布了向他们学习的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就是著名的7.21指示。主人先从办学动机说起。1966年以前，该厂接受了很多大学生。这些大学生都让他们失望。旧的大学只是培养专业狭窄的专家，他们只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事业和名利。比如，有个电器工程师，到厂里来后，开始设计很多机器。其中两种是刺激秃头头发再生的和打老鼠的。工人们批评他，说我们厂应该是设计一流机器的。他说，还没有人设计这种打老鼠和刺激毛发再生的装置，所以，他如果设计出来了，就可以有专利，就可以赚大钱。主人指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从工人当中产生的技术员，即工人技术员。他们是实践和学习结合培养出来的，他们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把政治觉悟高，有实践经验的工人送到工人大学去，学了之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来。梅纳特问，工人大学已经培养了多少人了，回答是230个技术员和10个工程师。校长还介绍了学校的学制。早上学习，学习政治、军训、数学、机械、电器和英语等等。早上听课，下午自学。学期结束有考试和作论文。在第二部分，梅纳特开始对中国的种种实践进行评价，对中国和苏联的道路进行比较。因为他1957年来过中国，所以他先把1971年和1957年进行比较。他认为，1957年的中国比较沉闷。虽然有百花齐放和百花争鸣，有灭四害，有干部下放劳动等等。但是，那时候缺少一种具有活力的意识形态，也缺少一种不可抵抗的势头，更缺少群众领袖。他认为，1966年7月16号，毛主席在长江畅游了65分钟，达15公里之远，向世界宣布，他还健康，他从半退隐状态走到前台，重新成为了群众领袖。以运动成为政治的象征和先导，在毛泽东时代似乎不是偶然，1971年，中美两国开始交往也是以乒乓球为先导的。毛泽东跟中国的传统文人炯然不同。他热爱体育，崇尚健壮的体魄，早年就写过赞颂体育的文章，年轻时候顶风冒雨，露宿爱晚亭是他和他的同志们钟爱的一个项目。假期里，他曾经跟同伴风餐露宿，徒步旅行，去调查民情。直到晚年，中南海里的游泳池成了他办公休息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跟1957年相比，1971年中国人在一种精神下统一起来，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精神。在学校、工厂和农村，中国人向外部世界表现了统一的步伐和步骤。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正变得泾渭分明，天差地远。1957年，当梅纳特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在紧紧追随着苏联的脚步，那时的中国可以称呼为苏维埃中国。可是，从1957年以来，中国已经变得太多。1971年中苏两国的差距比苏联跟西方的差距还大。梅纳特在1970年到1971年期间，到过中苏两个国家，所以，他对两个国家那时的巨大差别看得分明。他认为，两个国家至少有下面六方面的差别。1．苏联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产量、自动化、效率、竞争、利润和市场控制已经成了国家经济生活的概念。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在今天，则意味着技术阶层决定一切。中国则还是一个农业国，技术水平还相当低。到乡间去，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却很难看到农业机械；可以看到无数的手推车，却很难看到卡车。在《十六条》中，第12条专门提到了经济和军事专家。因为有了《十六条》，技术和科学专家在文革中得到了保护。2．在工业化进程中，苏联是一个讲究成就的社会。工作得多，你获得就多。通过学习，获得文凭，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公寓、汽车和乡间别墅。中国是一个平等社会。中国人的贡献跟报酬并不挂钩。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是让人难堪的。以我西方人的眼光，非常难以理解这个的报酬制度。这种报酬制度跟西方一点没有共同点，而苏联的报酬制度则跟西方很接近。3．苏联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社会财富和劳动中，很多都花在了那些让人生活更舒适的东西上，而不再是那些日常消费品。私人住宅、乡村别墅、花哨时装、小说、化妆品甚至西方的音乐都出现了。相反，中国还是一个生产社会。跟苏联相比，个人收入只相当于零用钱。当一个人起早贪黑工作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工作如此勤奋，回答总是“为毛主席增光。”4．苏联的社会和国家充满了官僚层次。社会地位差别巨大。从上层到下层，官僚层次无以计数。群众不被关注，只能接受控制。中国却相反。文革从某种意义上把解放以来的社会文化粉碎了。结果是国家和社会获得了某种高度的自发性。在一段，有毛主席这样耶稣一样的领袖；在另一端，则是广大群众。中间部分则是流动变化的。5．苏联的意识形态只停留在上层、报刊、党代表大会上。《资本论》以及列宁的著作只是放在书架上，就像西方的圣经一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没有意识形态的气氛。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这些人的头脑里究竟还有多少意识形态，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则充满了意识形态。人们的日常谈话都充满了意识形态。每三句话，就会有一段毛主席的话要被引用。语录离手的情况非常罕见。6．苏联正在变成一个开放社会。专家到海外开会，外面的人也到苏联来参加学术会议。外国人的书四处都是，人们可以收听国外广播。也可以在西方音乐下翩翩起舞。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还会保持一段时间。他在中国走了 几千里，除了大城市，几乎看不到一个外国人。外面的消息即使是登月这样的大事也难以传到这里。在梅纳特看来，1971年的中国正如他40年前看到的苏联。那么，四十年后的中国会不会像今天的苏联呢？他不敢作出此预见。因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比马克思和列宁领导的革命更彻底更剧烈。从1971年以来，离四十年还差4年。如果仅仅从前面6点来比较的话，应该说，中国比之71年的苏联，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那时的苏联起码还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了。今天的苏联早就成了昨日黄花，而今天的中国正生气勃勃。梅纳特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分析比较独到。在他看来，打倒刘少奇只是毛泽东整个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文革是这个大战略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刘少奇只是妨碍他实现宏大理想的一个绊脚石。毛泽东要建立的那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一个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一直到了文革后期，他还在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检讨，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保留着很多资本主义权利，比如八级工资制。要实现这个理想，毛泽东认为必须建立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要建立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就要不断革命，铲除历史和传统对人的影响。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革命这个字眼，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一个表现方式。靠着继续革命，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托洛茨基主张永远革命，在字面上跟继续革命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托派。毛泽东建立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和实施途径应该说是所有共产主义者，包括欧文等前辈都向往和实践的。欧文就是一个例子，他先在英国实践共产主义，但后来又认为，只有到一个跟外界相对隔绝的地方，才能改造和培养一代新人。于是他到了美国的印第安那，在那里一个僻静的角落建立了乌托邦公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要跟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豪情万丈地说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就必须有一代新人的想法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圣经》里就有诺亚方舟的传说。上帝对自己创造的人类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认为他们成为了自己的异化物，于是用滔天大水毁灭他们就成了他的一个行动。诺亚及其家人之所以被保存下来，只是因为他们在上帝的眼中善良纯粹。梅纳特认为毛泽东的理想要实现，非常困难。中国的孔孟之道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靠家族和氏族来传承。而这正是毛泽东所缺少的。在中国革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内，官员的选拔和晋升都是根基于对孔孟之道的理解和熟悉程度。毛泽东要跟任何等级观念开战，显然艰难无比。因此，梅纳特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并不乐观，不敢预测。不过，他认为，20世纪，中国人才开始对自己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了意识。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什么都难说，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毛泽东灌输和培育的爱国主义一定会发扬光大。爱国主义是毛泽东留给他的民族的最后一份礼物。这一点，梅纳特的确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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